人經歷巨大悲傷，在臨床的教科書裡常被提到的五大階段(Kubler-Ross: The Five Stages of Grief）：「否認」(denial)、「憤怒」(anger)、「討價還價」(bargaining)、「憂鬱」(depression)與「接受」(acceptance)會反覆地出現，但在治療現場時，無論是門診或諮商室，除了仔細地聆聽外，我仍常常動容，因為那常是在眼前，是伴著淚水的畫面。
「要是我當時能不要離開就好！」
「那天吵了一架，當時他出了門，他就…是不是我害死了她，我常這樣想！」
「我沒夢到他，是不是他沒原諒我！」
「要是當時我在身旁就好！」
「要是能再多一天，便能見到最後一面！為什麼要在這一天走？」
這些自責、憤怒與後悔的情緒，試著整理了一下在「好走」這本書中，從人文臨床的觀點來看提到了幾個面向：
常覺得人能健康的活著，是個奇蹟，因為那其實仰賴許多條件；而人的死亡，是在許多因緣交聚下，比較關鍵的核心被抽掉了。
可是為什麼那個關鍵會被抽掉？為什麼當時我不在現場？為什麼他會突然心臟病發？為什麼他出門會被車撞？要是我當時在，我就會注意到那車子？要是我早一點離開房間，我就會發現他，他就有機會被救活？這些「天問」，其實都來自「我能夠阻擋這件事情」的假設，這些假設，是「人」跟「天意」的對抗。
就像突然的車禍，有很多時刻不是我們的錯，我們也無法預測對方的疏失，再小心有時也仍無法避免悲劇，但當我們想對抗「天意」，就會出現自責：「彷彿只要我在身旁，這些事就不會發生。」
但仔細地想想，會感覺的到其實這是個不合理的答案，但這個答案還是會出現，尤其在沒有可以指責的對象出現時。如果有肇事者，悲傷的我們往往全力去控訴，去討個公道。那樣的憤怒，其實在處理我們的一種失落，這是自責的第一種層次：是人跟天意的對抗。
第二個層次是某些個人議題，迴避了自己的某些責任議題。每個人都有自己要面對的議題，例如有些人沒辦法接受父母親老了，沒辦法感覺到想像中身體強壯的父親是這麼脆弱，精明的母親會無法處理家事，而漸漸減少了回家的次數。當父母往生時，這樣的自責會不太一樣。
我常建議在某些時間點，能做便要盡力去做，即使是勉強，也是要去完成。理由是為了不讓未來的自己後悔。像一位友人在面對親人生重病病危時，當時他仍在外地念書，剛考完想放鬆一下，家人告訴他沒關係先不用回家，當時的我告訴他「這是很重要的時候，當然每個學生在考試完會想好好休息這是難免的，但因為這很可能是最後的階段，剩下的日子可能不多了，但若這時候沒有陪在身邊的話，之後的他很可能會後悔。」我曉得因為那來自我能做，而我沒有去做。
但這並不代表著盡力去做就不會自責，因為在照顧的時刻，總是會一直遇到「天問」：
「在面對化療時，是否要再追加這個治療?」
「要不要這時馬上送到醫院？」
「這個藥對身體有負擔，要用嗎？」
「還是該放棄了，看他這麼痛苦？」
「選西醫好還是自然療法好？」
治療者如醫師往往不會給建議，有時得到了建議，也會在我們腦海中出現許多的 「做不到」與「能做得到」。因為這是人的選擇，做了就要承擔，但老實說又有誰知道選了其他的路是否會更好嗎？
或許有另一種可能的轉化，我們可以帶著一部分的他一起走下去，有時候是責任，有時候是溫暖，當然有時候是傷害；但他會存在於這個關係裏、存在於旁人對他的記憶與感受中，而這也是對活著的人最大的慰藉。
文 / 陳宗杰 醫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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